我母亲凌晨就提着篮子去肉铺排队，可是她买不到猪头肉。人们明明看见肉联厂的小货车运来了八只猪头，八只猪头都冒着新鲜生猪特有的热气，我母亲排在第六位。可是等肉铺的门打开了，我母亲却看见柜台上只放着四个小号的猪头，另外四只大的不见了。我母亲踮着脚向张云兰的脚下看，看见的是张云兰紫红色的胶鞋。那只胶鞋突然抬起来，把什么东西踢到更隐蔽的地方去了。我母亲断定那是一只大猪头。

     猪头售空了，我母亲却倔，“我数过的，一共来了八只。”我母亲说，“还有四只，拿出来！你不拿我自己进来拿了。”我母亲以为正义在她一边，人就有点冲动，推推这人，拨拨那人，可是也不知是肉铺里人太多，或者干脆就是人家故意挡着我母亲的去路，她怎么也无法进入柜台里侧。她听见张云兰冷笑的声音，你算老几呀，自己进来拿，谁批准你进来了？一些纷乱的男女混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起来，少数声音息事宁人，大多数声音却立场鲜明，表示他们站在张云兰的一边。见喜的母亲向我母亲耳语了几句，竟然就让她冷静下来了。她说，“张云兰记仇，得罪谁也不能得罪她，我跟你一样，有五个孩子，都是长身体的年龄，要吃肉的，怎么去得罪她呢？”

       我们街上不公平的事情很多，还是说猪头吧，有的人到了八点钟才去肉铺，却提着猪头从肉铺里出来了。比如我们家隔壁的小兵，那天我母亲看见小兵肩上扛着一只猪头往家里走，尽管天底下的猪头长相雷同，我母亲还是一眼认出来，那就是清晨时分在肉铺失踪的猪头之一。

小兵家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他父亲在绸布店，母亲在杂货店，一个手里管着棉布，一个手里管着白糖，都是紧俏的凭票供应的东西，我母亲不是笨人，用不着问小兵就知道个究竟了。

      我母亲平时善于与女邻居相处，她手巧，会裁剪，也会缝纫，小兵的母亲经常求上门来，让我母亲缝这个缝那个的，我母亲有求必应。当然女邻居也给予了一定的回报，主要是赠送各种票证，有煤票，草纸票，最好的是布票。我们家那么多人，到了过年的时候，几乎不花钱，每人都有新衣服新裤子穿。

       那天夜里我母亲带了一只崭新的假领子到小兵家去了。小兵的母亲是个聪明的女人，她说，张云兰也有四个孩子呢，你给她家的孩子做几条裤子嘛！为了孩子的肚子，你就别管你的面子了，你做好了裤子我给送去，保证你有好处，马上要过年了，这么和她僵下去，你还指望有什么好东西端给孩子们吃呀，张云兰那把刀是长眼睛的，你吃了她的亏都没地方去告她的状。女邻居把我母亲说动了心。母亲说，你替我捎个口信给张云兰，让她把料子拿来，以后她儿女的衣服我来做好了。

       凡事都是趁热打铁的好，尤其在春节即将临近的时候。小兵的母亲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带了一捆藏青色的布到我家来。此后的一个星期也许是我母亲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。张云兰提供的一捆布要求做五条长裤子，都是男裤，长短不一。时间紧迫，只好挑灯夜战，我们在睡梦中听见缝纫机应和着窗外的北风在歌唱，声音有时流畅，有时迟疑，有时热情奔放，有时哀怨不已。

       我母亲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张云兰家的五条裤子。整个事情的结局却出乎意料，张云兰从肉铺调到东风卤菜店去了！早不调晚不调，她偏偏在我母亲做好了那五条裤子以后调走了！

      我们对于春节菜肴所有美好的想象，最终像个肥皂泡似的破灭了。

      除夕前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。天色还早，其他人都没起床，我和我三哥计划在家门前堆雪人。我们在拉门栓的时候感觉到外面什么东西在轻轻撞着门，门打开了，有个裹红围巾穿男式工作棉袄的女人正站在我们家门前，女人的手里提着两只猪头，左手一只，右手一只，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大猪头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女人的围巾和棉袄上落满了一层白色的雪花，两只大猪头的耳朵和脑袋上也覆盖着白雪，看上去风尘仆仆。

        她一身寒气地挤进门来，把两只猪头放在了地上，说，你妈妈等会儿起来，告诉她张云兰来过了。你们记不住我的名字也没有关系，她看见猪头就会知道，我来过了。